建材之家讯：成人继续教育不是卖文凭 - 从知识补偿走向激励推动

商学院大百科问：中国的教育具体到管理教育究竟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王红新：中国的教育发生了、也正发生着越来越多的变化。我个人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高等继续教育分为三个阶段，从学历补偿到知识补偿，到现在教育担当起一个新角色-即激励和推动的角色。

学历补偿是指文革以后，整整好几代年龄结构跨度很大的人由于丧失了获得系统的学历教育的机会，产生非常迫切的学历补偿的需求,以自考和夜大为主。但80、90年代以后国民教育体系发达了，学历教育系统化，学历不再成为大家学习的一个简单目标，学历补偿教育慢慢推后，以知识补偿和能力培养的教育成为继续教育主角。

商学院大百科问：您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话，卖文凭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再长期做下去了？

王红新：文凭是个刚性需求，跟人口基数有关。我只是说像以前那个特定阶段的对于文凭的集中大量需求已经减少。文凭之外，人们要的是知识补偿。

什么概念呢？这里有必要引出“知识的半衰期”概念。这是哈佛大学数学家萨缪尔·阿布斯曼（Samuel Arbesman）提出的，他发现随着社会发展，知识的获取、发现、、传播速度非常快，知识更新速度呈指数级上升，半衰期越来越短。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以前知识的半衰期大概是一百年，简单说大学毕业以后，所学知识到他接近退休的时候，还有一大半都是管用的。现在知识的半衰期差不多是五年。也就是说，一个大学生从毕业走出校门的那天开始，五年以后你的一半知识已经是要被淘汰的知识，高级工程师的知识半衰期更短至3.2年。所以社会发展得越快，知识的变化速度越快，一个人的传统学历教育已经很难满足他的整个工作的需求，这就存在一个持续学习的客观需要，这种需要就是我们所讲的知识补偿，也是学位后教育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大学三项职能“教学、科研、为社会服务”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商学院大百科问：我们经常看到周六、周日很多院校里坐满了各种各样来读书的成年人。交大海外教育学院的教室里人头攒动，校园里车满为患。

王红新：是的。我们做过一个简单曲线吻合分析。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力甚至房价、薪酬水平，跟一个地区的学习力成正比。如果要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我就打开当地报纸，看报纸上的教育培训广告。第一看数量，第二看培训内容。上次我去西部某城市，报纸上大篇幅的广告还是语言培训、出纳证书，会计师、施工经理等证书培训占绝对优势，这证明当地还没有分享到经济最前沿的成果，企业在人才竞争层面还是比较初级的，因为教育培训和各个地方的人才需求是紧密相关的。相反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金融工程师、创意、电商、连锁、CFA、RFP、企业大学、标杆学习、嵌入式学习、跨界学习等最新的行业人才需求项目成为培训的主流。

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的一个口号，在整个继续教育领域影响深远—“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她激励太多的职场精英闲暇时间在知识的陪伴下，在同窗的激励下度过，这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是很可贵的。

中国企业家的世界话语权还很小

商学院大百科问：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商学院从国际上请进来，开设中外合作项目，这两年您又开始组织让国内的CEO和经理人走出去，这两步是怎么安排的？

王红新：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多年虽然很快，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熟度、纵深度，还有可持续性我一直比较担心。最近和我们CEO班的几十位同学去美国西点军校和加州伯克利分校进行了访学，在华尔街和到硅谷与高盛、IBM等企业巨人进行对话，一个感觉是，在世界商业文明规则框架下，来自中国的声音其实很小，在很多方面我们都被忽视，我们被重视主要因为巨大的市场容量以及成长性。

所以我们对国内大企业家的培养，一开始就要打破这个国别限制。我们不再满足于成为关起门来的巨人，我们要引入、理解别人的商业语言和管理思想，让中国的企业家更多地参与到世界商业游戏中，扩大他们的话语权，甚至影响和推动国际商业规则的制定，最终成为有真正全球影响的企业和企业家。

商学院大百科问：中国的商业教育如何解决海外教授对中国事务水土不服的问题呢？

王红新：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和近20个全球著名的大学和全球非常有影响的行业协会、专业协会进行合作，包括伯克利、哥伦比亚、多伦多、剑桥、牛津大学等，几乎每个课程我们都有一个高水准的国际合作方

这样的国际合作有一定局限性。国外的老师背景不一样，商业积淀也不同，授课方式也不一样，他所讲的案例跟中国基本上离得都比较远。在这种情况下，要让海外著名大学的商学院教授到中国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商业传导，这里肯定有一些沟通方面的不通畅，尤其加上翻译，很多思想的表达很难被中国本土的企业家心领神会，因此常常造成大牌教授授课效果也与预期有距离。

商学院大百科问：您现在怎么补偿这个沟通上的缺陷？

王红新：通过两种路径，第一、尽可能地找一些有很好的学术水平，语言表达不成障碍的华人教授。第二、我们希望教授们多关注中国案例。我们有一个多伦多大学Powers教授，是罗特曼商学院的副院长，著名教授。第一次来中国上课时，他把本科生上课的教材带来了，他认为中国的商业发展和他们本科生差不多。结果第一天上完，他一晚上没睡着觉，醒来四次修改PPT，他说没想到我们的企业家水平这么厉害。第二次、第三次再来授课，他会不断地关注中国的案例，不断地研究中国的政策，就成为了一个受欢迎的教授。

还有很重要一点是要去做学员的工作，要跟学员们说你在这儿接受的不是一个“术”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思想的启迪。思想启迪方式可能有差异，但不得不承认人家的商业积淀要比我们长得多，人家总结的东西肯定要比我们深刻得多，现阶段可能不一定适合我们商业环境，但肯定是我们未来发展绕不开的道路。所以如果要静下心来好好地去听，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对你未来的启迪比中国教授来得更深刻和长远。

不要一棍子打死人脉和平台

商学院大百科问：我们经常听说，老板上课是为了人脉，但是我觉得您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和提炼，是做一个正面激励，而不仅仅是为了拉拢生意关系。

王红新：人们对商学院的理解进入一个误区，有很多人认为读书就是为了获取人脉，这个看法不错，但不全面。我总结下来商学院的功能包括几个字：知识、平台、家园。知识是学员贯穿学习过程的核心内容。这点大家都认可。

但是平台也是他们读书价值之一，我们不能把平台一棍子打死。

在中国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平台是坏事？因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传统认知里，平台意味着“走后门”、“熟人经济”，容易产生内幕交易和以权谋私，不公平。但我个人认为平台本身是中性词，不通过平台一样可以滋生腐败。商业交换本身就是平台经济，包括证券交易所实际上就是一个信息的平台，在这里大家进行信息过滤，以最小成本进行交换，否则交易所又有什么价值呢？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就是研究交易成本的，只要排除好各种负面因素，平台越大，意味交易成本越低，商业贡献越大，对企业有利，社会福利总贡献越大。

另外，平台还可以起到“正向激励场”作用。说实话，中国的企业家是孤独的、封闭的，因为中国政策和商业规则的多变性，造成非常多的企业家有很强的防范心理，他不太愿意敞开自己的心声，长久以往对中国企业的生命周期和竞争力是有很大副作用。但在这个学校的平台上，大家经历相似，背景相似，企业规模相似，遇到的困惑也相似，交流就会很畅通，对企业家廓清思路、宽广思考大有裨益。我们的全球CEO班都是些国内非常著名的大企业家，每次他们的闭门论道真的很有启发。企业的每个转折点怎么处理；怎么去获取融资；怎么处理好资本、政府的关系、怎么进行内控建设等等，大家的思想碰撞特别有价值，也是课堂上绝对学不到的。很多企业家通过学习以后，在平台的激励下，找到企业发展的大方向。

第三个是家园，家园是一种认同感、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能成为约束所有行为的规范。中国现在有非常多商业底线屡屡被突破，我们现在的毒奶粉事件，表面看起来是非常基层的劳动者个体行为，但实际上是商业文明的传递出了问题，社会没有形成一种很好的商业道德氛围，这就需要有一大批好的商业楷模出现。大企业家尤其中欧、交大、清华等培养的大企业家，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他们首先要构筑自己的商业高地，然后才能不断影响行业、影响行业内中小企业家，乃至影响普通的个体商业劳动者，社会的商业水准才能真正提高。

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希望在民企

商学院大百科问：现在我们一直听一些企业说，在中国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企业家会觉得比较辛苦，他们可能有很多人不愿意在这儿继续坚持下去，想要到外面去看看有没有机会，您对这样一个看法是如何理解的？

王红新：这个问题我确实有一些感受。企业家的主要职能是什么，企业家的第一主要职能是应对不确定性和创新。不确定性有两个，一个是市场不确定性，一个是政策不确定性。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非常厉害的，政策的变化程度也非常大。所以中国企业家除了要应付市场不确定性，更主要的还要应付政策不确定性，这让企业家们花费了很多无用的精力。

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另外一个就是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很正常，这代表了企业的竞争力。制度创新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同的时候，政策是在变化的，比如说五年前员工可以持股，五年以后上市公司员工就不能持股，我们企业要不断设计对策应付这些变化。应付政策和所谓的制度创新让中国企业家心力交瘁，为了企业发展，都普遍存在工作时间超长的现象。

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很多政策客观效果严重挤压了民企的发展空间，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降到了地点，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从解决就业和提高整个国家竞争力角度看，民企需要社会和政府更多的关怀。

商学院大百科问：您其实是承认过去的十年是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您反对这个现象，您要鼓励民族工业更加强一些。

王红新：国企也是民族工业。但过去十年确实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第一，非常多的领域民企市场占有比例在大幅度降低，第二，国家的投资和整个社会收入结构角度，政府和垄断国企比重在上升，民营的比重在下降。

我看到过一个数字，2012年中国120万家民企总体收入加一起，与前20家国企的收入总和相当，反应垄断国企的集中度是非常高的。虽然有数据表明，中国民企和国企的数量来看，民企还在增加，国企没有增加，但是国企变成超级巨无霸了，那这个统计本身已经是不科学的了。

我本人还做过一个计算：2009年单位GDP的就业贡献率，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集团只有社会平均水平的1/20和1/50。垄断国企占有一半的社会资产，拿走全国55—60%的工资总额，却只提供了8%即2900万个就业岗位。当就业成为巨大社会问题时，我们也不得不对我们以往坚持的增长方式进行一些反思，否则会出现GDP增长越快，就业压力越大的怪现象。

还有强调一点，中国金融体系问题也多，金融总资产比例超过94%都集中在银行，银行对实业尤其民企的服务有效支撑远远不够。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银行的数量太少，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政策保护和垄断造成金融资本优越感强，获利太轻松，与此对应，产业资本沦为二流资本，长此以往，产业空心化现象会出现。所以金融领域尤其银行领域开放迫在眉睫，社会资本进入，将大大降低整个社会的金融服务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

前年我做了个统计，中国现在所有的金融机构加起来是3600家左右，其中中农工建等几家巨无霸又占据相当份额，这是非常不理想的分布方式。美国光银行在金融危机前就有10500家左右，金融危机以后跌到了8800家，现在又在10000家以上。美国是3亿多人，中国是13亿人，他们的银行在竞争环境下，才能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家为什么那么累，实际上是因为许多有形、无形的歧视，虽然没有文字规定，但事实上看不见的玻璃幕墙越来越多，包括金融歧视，金融资本的歧视和产业政策的歧视，以金融为例，有统计表明，绝大多数民企的融资成本是国企平均水平的3到4倍，这是一个很触目惊心的数字！

另一个人才歧视也不能忽视，现在我听说很多人都拼命去挤公务员，拼命去挤国企，而民企这几年成为大学生求职排位最末端之一，这是一种悲哀。不是说人才不应该做公务员，不应该进国企，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个度，一旦超过某一个限度，肯定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

给企业家一个宽松的环境

商学院大百科问：最近有一些行业特别热闹，比如电商行业。这个行业在过去十年出现了一批领军者，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巨人的史玉柱等等。最近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一起说好的，都有要把CEO的位置交给下面一批人的意思。您觉得这是跟他们所处的行业有关，还是说他们在这些年创业的过程中实在是比较疲惫，需要一些身心放松？

王红新：应该非常理性地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接受一个现实，一个企业做大以后，创始者和最后的守业者大部分时候是分开的，创业者的离任我个人倒不认为是大事，因为像马云这种企业领袖，做企业这么多年，实际上是造一个梦。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从CEO位置上退下来，更多的是关注宏观架构的思考，可能对阿里巴巴未来更有价值。

马云我是非常敬佩的，你能够想到的未来的商业模式，他几乎都想到了。我认为中国未来最有价值的企业是什么？淘宝和阿里巴巴当之无愧，它是一个无边界企业，商业价值不可限量。

另外我也呼吁中国对企业家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从王石事件激烈的社会反映来看，社会非常烦燥。造成社会不公因素很多，包括社会因素和体制原因等，但民间情绪宣泄方式是非常理性的，甚至是简单地把情绪发泄到一些成功人士身上。不排除有些成功人士是通过不太阳光的方式发的财，但是我们现在所仇恨的很多人恰恰是通过勤奋加转型而获得成功的，他们本应成为社会尊敬和学习的对象，但社会情绪面前他们反而都成为被声讨者、弱者。简单地让民众的情绪和精英领袖或者商业领袖进行对立，对这个社会的负作用是很大的，尤其不提倡把企业家的商业行为和私人生活混为一谈，毕竟企业家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企业家本应成为意见领袖，现在中国大量企业家集体失语是很不正常的。商学院大百科问：但也有一批企业家很想当学者，一直在发声音。

王红新：中国存在典型的追星效应，有一些明星企业家利用这一点，他们发声音其实就是广告费，为企业做市场营销。

商学院大百科问：您作为以前的金融界精英，现在的教育家，为了激励企业家还可以定位为社会活动家。您觉得从对中国的舆论影响来看，这几种角色分别应该做怎样的事情？

王红新：我并不把自己当成社会活动家，我还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踏踏实实做实事的，在教育行业做一些教育探索的人，连教育家都谈不上。在中国现在这个转型阶段，很多事情都没有理清楚，各个阶层都有各个阶层的烦恼。你比如说做金融的，做银行的不被尊重，大家认为现在垄断体制下谁去做银行都能做得好；做信托的发展快，但如履薄冰，但刚性兑付成为信托公司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担心风险防范，担心政策变化。证券行业这几年有点受压制，行业边缘化，经营压力大，社会地位不高；实业家压力更是大很多，面临的常常是生存风险。做教育的也一样有多样烦恼。

在中国，教育行业全民关注，因此教育机构背负的思想十字架也是最重的。以继续教育为例，常常陷入国家政策与现实情况脱节的尴尬，常常面临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取舍问题；常常面对高校的行政化管理与市场需求的矛盾；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关于继续教育领域的探索，都是在以上几个领域的边界进行创新、实践，从而创造出对社会发展最有价值的模式和方法，我们在比较辛苦地坚守着一些东西。

可喜的，我们的坚守是值得的，中国的继续教育工作者的思考和实践已走在全球的前列，我们学院连续十年的50%以上增长表明企业对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坚定，我们越来越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这也是我们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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