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之家讯：据媒体披露，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1942民国街”已建设完成，将于6月7日正式开街迎宾，届时华谊兄弟传媒20周年庆典活动也于当日举行。这是否标志着冯小刚与华谊兄弟合作的新阶段尚不得而知，但联想到冯小刚在马年春晚遭到的吐槽，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冯小刚与华谊兄弟之间有着利益情结，但他毕竟是个智慧人，在主导春晚履行职责时进行正当管理应当是他的理性选择。这种逻辑在业界绝非个案，理应得到理解。

智慧人不乏应有的理智

有关资料表明，冯小刚的确是华谊股东，且投资于海南旅游业；但如果以此断定其在春晚中履行的是华谊兄弟公司演员经纪人的职责，把马年央视春晚导演成了华谊兄弟公司的股东扩大年会，那也失之偏颇，至少是低估了央视的智慧。冯小刚的个人意志未必能左右整个晚会的价值取向，不能不兼顾央视的包容性。用人性假设理论来说，央视对冯小刚的聘用是基于他是一个智慧人，不乏应有的理智。

迄今为止，西方的管理理论对人性的假设都是针对劳动者的，如果将行为科学学派曾先后提出过4种有关人性的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复杂人”用在管理者身上，颇令管理者尴尬。然而，当“国家治理体系”理念的提出，需要对管理行为进行“治理”的时候，管理者的人性假设就难以回避；如果我们想避免在性善性恶的纷争中无休止的扯皮，求同存异，那么将管理者视为智慧人则是必要的。智慧不仅仅是聪明、机心，还包括对原则的设定与变通的理智。当然，智慧相对于道德判断而言是中性的，既可能表现出真善美的一面，也可能向假丑恶方面演化。至于显露于外的是善还是恶，除了个人品质，正取决于外界环境与当事人对外界环境的理智判断。

趋利避害是人的行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动力，智慧人的理智是由趋利避害的心理特征所决定的：在“获得收益”的条件下往往采用充分必要性论证策略，而在“避免伤害”条件下则采用充分性论证策略。相对于冯小刚而言，假如组织春晚对华谊兄弟公司有利，他就没有理由不加以利用。然而，这仅仅是就其本能而言。冯小刚的理智会告诉自己，即使想在春晚中为华谊兄弟的利益代言，那也必须是正当的，即进行正当管理；否则在众目睽睽之下反而会偷鸡不成蚀把米，得不偿失。这实际上是理智层面的趋利避害，与质疑者按照其本能做出的判断不是一回事。所谓正当管理，指的是管理行为中具有相当程度的正当性。只要质疑者无法就这种正当性本身进行证伪，冯小刚趋利避害的价值取向就无可厚非。

取之有道才是根本出路

从财报的角度进行分析，华谊兄弟似乎陷入了在影院急速扩张中出现亏损等困境。但这不能作为冯小刚一定要在主导春晚时进行不正当管理或者不当管理的必然理由。作为一个智慧人，需要理智分析华谊兄弟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假如华谊兄弟出现亏损是影院急速扩张造成的，那么他在春晚中为华谊兄弟代言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颓势。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当管理者遭遇了不当对待，比如受到权力寻租的阻击等等时，他们会转移这种攻击行为，由此构成不当管理的前因变量。实施不正当管理的前因变量同样如此，但也不能无的放矢。

应当承认，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存在着市场不够规范的情况，导致在吸引外资、鼓励投资的过程中让管理者产生某种心理契约破坏的感知；而有这种体验的管理者不太可能直接对投资环境进行报复，因此会将这种报复转移到自己所负责的职权范围内的弱势者，获得某种转移补偿。问题在于，这种前因变量本身也在变，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由不够成熟逐步走向规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更加明显，管理者作为智慧人不会看不到这种趋势。即使在权钱交易比较猖獗的情况下，管理者的理智仍然会告诉他们，取之有道是时代的主流，拨乱反正的力量总有发力的时候，只有坚持正当管理才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事实上，管理者在不正当管理或者不当管理的前因变量面前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地实施报复转移。只有性格比较消极的被管理者那里，他们受到伤害也无力保护自己，才会构成不当管理或者不正当管理的前因变量；否则恰恰可以抑制不当管理或者不正当管理的发生。冯小刚对参加春晚的演员与节目虽然有相当的取舍权，但春晚既定游戏规则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诚如冯小刚自己所说：“我对春晚的改变，远不如春晚对我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他即使“对春晚的改变能有5%、10%”，作为“个人能力的突破”也必须保持取之有道的理智。

利令智昏将会自毁前程

假如真像一位清华大学教授所质疑的那样，冯小刚利用春晚爆敛红利，把马年春晚办成“史上最烂文化烂尾楼”，那就说明，冯小刚在主导春晚中失去了理智，忽视了进行不正当管理或者不当管理后因变量的存在，忽视了实施不正当管理完全可以预料到的负面、消极的影响。可惜的是，质疑者只是列出了马年春晚推出的节目与演员；假如能够列举应当推出而中途被“毙”，最终不能与观众见面的节目与演员；由受到不正当管理侵害的相关利益主体主张权利，要比以旁观者的身份提请相关部门问责要给力的多。

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表明，管理者对相关利益主体实施了不当管理，至少会造成彼此心理契约的破坏。按照美国管理心理学家施恩教授的说法，心理契约是“个人将有所奉献与组织有所获取之间，以及组织将针对个人期望而有所提供的一种配合。”尤其像春晚这样的舞台，组织者与参与者之间没有经正式书面确定的心理期望成分更多。假如冯小刚在主导春晚时完全置参与者之间的心理契约于不顾，等于到了利令智昏的程度，必然会引起众多参与者的不满，不仅会在当时的演出中出现很多的不和谐，而且也会为以后在江湖上混下去增加障碍。据媒体披露，冯小刚是习惯于向强权妥协的一个创作者，为了照顾更多人的感受和意见，他很有可能将自己的审美标准放宽到另一个尺度。这多少可以被视为努力减少不当管理的表现。

不正当管理要比不当管理在性质与手段上更恶劣，在引起的反弹上往往更强烈：在企业管理中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而且是对成文职责、规范、流程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在被管理者面前树立了一种恶的榜样。管理者当然不会在企业内部公然煽动不正之风，可以用漂亮的词句来装点企业文化；但是言教不如身教，当管理者在不正当管理中说一套做一套时，就很难让被管理者坚守诚信。尽管按照管理者的想法，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实际上做不到。被管理者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执行中与管理者进行博弈。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被管理者的智慧并不比管理者逊色。况且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是一对多的博弈，具有再多的智慧也难免顾此失彼。

在正当管理中不辱使命

应当指出，智慧人不是圣人，管理者在行使职权时的趋利避害并非天然就会进行正当管理；作为理智地选择，正当管理更多地取决于环境和监管的力度，冯小刚也不会例外。或许作为投资者，其原始积累中不乏资本原罪；然而，作为中国的一位著名导演，冯小刚有自己值得称傲的过去，当他作为“在野”的文艺工作者终于登堂入主央视春晚，没有理由不珍惜这样的机会，以体现自己的智慧人生，继写辉煌。

毕竟其人生价值并不局限于华谊兄弟的投资。

管理者过去的成功在今天能否获得人们足够的尊敬，正与他们在当下是否坚持正当管理有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在快速发展中在成就了众多造富神话的同时，在粗放的增长模式中难免泥沙俱下，理智在机会不平等的状况下甚至会成为一种羁绊。分析起来，无非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过去坚持了正当管理，也获得了成功。那么即使在商言商，呀应当善始善终，保持晚节，避免前功尽弃。二是坚持了正当管理，却没有获了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坚定信念、信仰，再接再厉。三是在不正当管理中获得了偶然的成功。随着环境向健康的方面净化，管理者在经济转型面前应当进行自我救赎，不能把偶然的成功当做普适的模式。四是在不正当管理中没有获得成功，那就更应当改弦更张，以适应经济从投资拉动向内涵式、和谐式增长转变的需要。

智慧人的趋利避害与价值观的形成、观念的不断更新有关。在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智慧人固然逐步确立了对利害的认识，习得了趋避的方式，并逐步稳定地指导自己的行为（言行），从而形成了一种生存智慧。然而这种认识尽管有相当的稳定性，却并非不可改变，关键在于管理者能否在与时俱进中恢复或者保持敬畏之心。正是有这种敬畏之心，才是我们所说的智慧人的根本标志；成王败寇的体验不可能在管理中顾及什么正义感。当然，有作为的管理者的敬畏并非一时一地的谨慎，而是对历史负责。所谓天道崇善、天道酬正，在致力于走得更远的努力中，理性地选择显然不能逞一时之快，只能努力坚持正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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