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之家讯：日本业家涩泽荣一被誊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经济的领路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他那本被称为“商务圣经”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他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归结为“《论语》+ 算盘”的经营模式。

明治维新之前，在日本的统观念中，总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算盘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的象征，与仁义正道大相径庭。涩泽荣一大胆挑战这一观念，提出了“士魂商才”之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

义与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多的是一对矛盾结合体。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但是千百年来，义利合一、知行合一的践行，总是难以如意。 鲁商，因其地域( 孔孟故里) 和传统文化的迁延，受其影响更大，他们始终在义与利的冲突中追求平衡，在义与利的辨证中寻求统一。因此，在鲁商的性格中，存在着由此引发的十大矛盾，这些因素既体现了鲁商的优点，也体现了鲁商的缺点。

涩泽荣一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在今天，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依然是鲁商最紧要的任务。

天生责任感与逐利性 很多鲁商，最初走上创业之路，是穷则思变，但他们的“思变”，是希望身边所有人的改变，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一种“推己及人”的思想。这种产生于仁义思想的天生责任感，往往成为他们创业的最初动力，也使得他们在企业经营中敢担当、重慈善，怕对不起别人，多恻隐之心；这种思想也使得他们在企业经营中容易感情用事，对用人、规则的执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形成对商业的逐利性的一种反作用力。

故土观念与开放性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其实是一种重视故土观念的传统，即使出远门，也必须有一定的去处( 游必有方)，缺乏天下为家的气概和冒险精神。事实上，清代之山东商帮主要活动区域，也仅仅是以山东辐射文化气质相近的东北各地，而没有像晋商、徽商一样纵横全国。看今日之新鲁商，大部分起于本土，而非像浙商一样遍布全球，当然，这也与山东资源丰富有关。社会的变迁正在改变新鲁商的这种故土观念，从而具备了更强的开放性和开拓精神。

儒家思想与商业思维 儒家思想对齐鲁社会影响深远，崇尚功名，以出将入相为人生目的，重官轻商，

或者具有浓郁的文人情绪，随遇而安，好怨天尤人，多有怀才不遇之感，做事不够决绝。这种文化显然不是产生企业家的土壤。但一旦从商，则会反过来以儒家义利之辨指导商业管理，如近代鲁商之大家孟洛川、新鲁商之季缃绮，都因之建立起强大的企业文化。

传统与创新 鲁商很多企业以高科技含量和科技创新而闻名，比如浪潮集团的孙丕恕、中创软件的景新海，比如被誉为“中国太阳谷”的山东太阳能产业等等，但也有很多企业仍旧沿袭着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三高”行业，以及类似行业的重复建设依然存在。这一方面是受到趋利性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一方面也受到知识层次和人才的制约。

低调与高调 新鲁商中鲜有“明星企业家”，却多“隐形冠军”。这就是低调与高调的体现。一方面低调，重埋头苦干，远离媒体，不喜做秀，生活简单，不事张扬；一方面大概是受泰山文化影响，都有“唯我独尊”的潜意识，都要憋足了劲做“老大”。最典型莫过于山东魏桥创业集团的张士平。魏桥集团被称为世界最大的纺织企业，员工十几万人，土生土长于邹平县魏桥镇，当年吴官正主政山东时曾说过，山东有“两张”，东有张瑞敏，西有张士平。但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其创始人张士平除去每年两会时偶尔应付一下记者的围追堵截外，几乎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再如邹平群星纸业的朱玉国、济南玫德铸造的孔祥存等很多企业家，都在某一领域做到全国老大，却一直鲜为人知。内心高调，锲而不舍，很值得赞赏，但这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毕竟，做好对外的功夫，对于品牌的提升无疑有益。

保守与冒险 新鲁商做事稳妥，从另一角度看，则显保守，缺乏足够的冒险精神。很多新鲁商的发展，尤其是很多白手起家的草根英雄，主要受到知识结构局限和外向型思维欠缺的影响。浙江也多洗脚上岸的草根企业家，但他们的冒险精神弥补了知识结构的不足。尤其在资本时代，每当企业面临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时，鲁商的这种局限性就更会凸显。

独立性与合作意识 大概是“唯我独尊”的潜意识使然，让鲁商很自我，自信，自以为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和决定。尽管鲁商是公认的重义气、重朋友，作为两个独立的企业单位而言是很好的合作方，但在管理中，不喜欢听取别人意见，在团队中缺乏合作意识。喜欢单打独斗，不喜欢抱团。

面子与规则 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描绘了一个有趣的场景：在美国，当公司老板训斥自己的员工，被训斥员工会把批评抛诸脑后，或者当做动力激励自己拿出更出色的表现；而在中国，被训斥员工面对批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需要的是维持自尊，也就是他的面子。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两种性格孰优孰劣，不好判断。但这两种人将在全球市场展开竞争，迄今为止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大胆无畏者占得上风。他强调，尊敬与服从也许在生产线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尊敬祖先、长辈、上级和同事也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但是现代科技创新需要有人去质疑前人的观点和老板的命令。论资排辈与家长制思维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流创新国家的最大障碍，或者说，中国“创新行动”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要彻底改变犯错误就意味着丢面子的心态。

事实上，这种“面子”心态在崇尚中庸、以和为贵的鲁商群体中可能更加严重，怕自己丢面子，同样怕没给别人面子，不敢尝试，不好意思对别人说“不”。“面子”往往置规则、原则于不顾。

近官与敬而远之 鲁商近官是公认的事实，这与儒家文化中重功名轻商业的传统有关，但凡做商业就总有一种不安全感，都希望有一个靠山。历史上的鲁商大多如此，就像当初苗氏兄弟初到济南，怕立不住脚，先拿出200 万两白银，托郑金生到山东巡抚衙门走动，“纳票人捐”苗世厚捐了个例贡生，授六品衔，候补直隶州州同；荣仲森也捐了个例贡生，授六品衔，候补直隶州州判。新鲁商的近官有所区别，一则是大型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本来就与政府部门多有交往，而且很多企业家是官员出身，比如中国重汽的马纯济，本来是济南市市委副书记，临危受命，创造了重汽奇迹，最后辞职专任中国重汽董事长。事实上，在很多鲁商中，近官只是一种社会资源的趋利性选择，在很多人身上存有的是一种对官员敬而远之的心态。尤其随着服务型政府的确立，这种状况正发生着耐人寻味的变化。

生意与生活 山东人重感情，以喝酒闻名全国。喝酒，大概是最能够把鲁商的生意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大多数喝酒都是为生意，生活中和朋友也不能不喝。浙商或者粤商会觉得打高尔夫也可以谈生意，但鲁商只会觉得喝酒才可能谈生意。鲁商都重实干，在工作中讲究以身作则，很难把工作与生活分开，或者说，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几乎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工作上。但现在讲究的，是生意与生活的平衡之道，对生活的重视与追求，也应该是事业的重要推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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