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之家讯：为何判断中国经济增速正逐步减缓

中国经济大致已进入了这一轮工业化中后期——如果说还不是末期的话，这也在基本上决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正在趋缓，正在逐渐进入一个中速增长时期。之所以得出这个判断，有以下两点理由。

首先，从表层上看，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目前看来都动力不足。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外贸出口大致已臻顶峰，未来几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将很低，甚至为负；中国投资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而消费增长受居民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持续多年下降和其他因素制约，不可能支撑未来高速增长。另外，从近现代世界经济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都是投资的高速增长期。当一个经济由靠投资转向主要靠消费时，本身就意味着这个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或低速增长，几乎没有例外。

为什么说中国投资增长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不妨先看制约投资增长的三个因素：第一，房地产投资的巅峰期已经过去。按照2012年5月13日人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已高达89.68%，远高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差不多已是世界最高。这一事实实际上反过来说明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期也自然会过去。至少从目前的经济格局看，房地产发展的一个周期快到了。

第二，出口不振和产能过剩，出口企业利润率偏低和下行，会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21世纪以来由各级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基建投资的黄金时代也已过去，包括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码头、政府大楼，乃至绝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成并趋于饱和，即使再启动一些项目，也不可能像前几年那样全面大规模铺开了。

其次，上述三驾马车动力不足，只是说明了短期中国经济增速会下行的一些表层因素。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加入WTO后随着外贸出口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牵涉到家电、汽车的快速增长等)和较快的城市化，尤其是随着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国实体部门的高速增长，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已基本上到了在人类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工业化过程的中后期，从而导致几乎所有部门的资本投资边际回报率都在逐年下降，在现实中表现为各行各业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少。

中国整体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多年前就已开始下行，这一点本身就表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下移。这一判断，在理论上是得益于2012年年初笔者重读凯恩斯的“货币三论”〔《货币改革论》(1926)、《货币论》(1931)、《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所得到的一些感悟。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强调：“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又补充道：“本书的重要论点是，一国的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

凯恩斯的上述判断，是伟大和深刻的理论发现。核心思想是，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退，与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或言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密切相关。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当各行各业都感觉赚钱难和不再赚钱了的时候，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繁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期

中国经济增速逐渐下移，目前看来是无法改变的自然和必然趋势。从1979年算起，中国经济已连续高速增长30多年了，年平均增速超过了9%。这么长时期和这么快速的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从人类近现代和当代经济史来看，在欧洲近代崛起中，工业化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先是有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然后进入中速增长期，最后进入长期停滞期。通观人类一些国家的近现代和当代史，反观中国经济目前的整体发展阶段，笔者有一个不甚成熟的判断：目前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期逐渐向中速增长期移位。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笔者呼吁：中国进入中速增长期不可怕，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这一点。再人为批准和促动一些不讲效率的盲目投资项目，逆经济发展的必然法则和必然趋势，费不可为之力，为不可为之事，这样做，短期只会逼迫相关部门在统计数据上造假，甚至勉强投一些无法收回投资成本和没有效率的项目，在中长期将会把中国经济推向萧条。

任何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期，都是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膨胀期，但是，今天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一政策导向也有许多局限性和潜在风险。

粗略计算，从2009到2011的三年中，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为80.49万亿，年平均增速为25.8%。如果加上2012年，这四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超过110万亿，这将是2012年GDP总量的两倍，也将超过中国的广义货币M2和全中国的银行储蓄总额。理解了如此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才能真正理解在过去三四年中为什么在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一片低迷中中国经济仍有超过9%的增速，也就随之能理解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趋势了。因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在如此天量的投资推动下长期可持续增长。等到所投项目不赚钱了，大多数企业利润为负，谁来还款？谁来为这超过百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埋单？这也就是这几年笔者根据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一再呼吁的：要警惕中国经济潜在的风险。按照这一学派经济学家的分析理路，等到还款期到了的时候，等到投资要清算的时候，萧条就不远了。

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哪里

如此，是否意味着政府在未来经济增长中就要完全退出和无所作为了呢？显然不是。

继续增加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仍可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尽管在过去数年中有许多不当投资和浪费性的投资，且给各级地方政府留下了巨大的负债包袱，但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考虑到各级政府实际上掌握着近20万亿的财政收入(“第一财政”、土地出让金及各种“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政府在一些地区和城市——尤其是在中西部一些城市——继续投改进民生的地铁和一些公共设施项目，还是应该支持的。在财政体制上，应允许地方政府靠发债来进行基建投资，这将推进地方政府阳光财政、阳光融资，更重要的是推动政府的市场化融资，而不是现在这样靠银行贷款和各种各样的政府融资平台来进行操作——它已给中国经济埋下巨大的隐患，实际上成了一些官员腐败寻租的重要渠道和温床。各级政府通过发债来进行基建投资，也会减轻银行的负担，把风险留给市场，留给投资者自己。这也将从整体上和在长时期中降低银行业的风险。

尽管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投资率尤其基础设施投资率是必须的，但笔者个人觉得，从国家发展战略上讲，在中国经济增速逐步下行的趋势中，与其说要靠启动更大规模的投资来“保增长”，毋宁说要努力寻找当逐渐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时期和即将进入中速增长时期的一些新的增长点。

新增长点主要在哪里？笔者认为一个过去常常讲、人人讲，但实际上被忽视了的因素是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 应该认识到：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并不只是为制造业和实体部门服务和融资的部门，它本身也创造GDP。

回顾人类近现代经济史，尤其是当代经济史，我们发现，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并不仅仅表现为科技进步、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升级，而且表现为市场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越来越迂回。更多的交易部门和服务部门出现，结果是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比重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先问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来，中国物质生产部门许多产品的总量都为世界第一了，但GDP总量差不多只是美国GDP现价的一半，这到底是为什么？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2011年，在美国15.9万亿美元的GDP中，服务业所创造的价值超过76%，发达国家平均都在70%以上，而同年中国这一比率只占43.1%，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占比，还不到7%(中国香港这一指标为22%～25%，新加坡为26%)。另据CEIC DATA数据库的统计数字，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占GDP的比重高达27.03%，金融服务业只占11.49%。60年后，到了2010年，美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到只有11.72%，而金融服务业的占比则提高到了20.7%。由此看来，与其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实体经济部门内部的产业升级所推动的，不如认为主要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尤其是其中的金融服务业的过渡和转变所实现的。

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格局中，以及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中，要想维持一个稳定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速，光靠政府的基建投资显然不够，且十分危险。完全指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就目前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看，这一点还无法构成未来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看来还是要遵循人类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法则，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反过来，只有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业繁荣发展了，才能有望为实体部门尤其是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服务，才能更好地为投资和融资服务。更重要的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和股市的繁荣，也会反过来通过财富效应来提升人们对未来投资和消费的信心。

如何发展服务业？在这方面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已有大量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了。笔者这里只想指出一个看似虚无实际上却至关重要的问题：由于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环境，没有进一步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期望我们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有长足的发展。道理说来简单：如果现代的法治民主不能建立，如果司法部门存在腐败，如果官员腐败寻租现象依然严重普遍，从而导致全社会感到社会收入和财富占有上越来越不公平，社会紧张程度越来越大，如果一些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缺乏安全感，纷纷把资产转移到国外，未来中国又怎么会有繁荣的金融服务业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吃“市场化的红利”或 “人口红利”的话，那未来我们还有什么红利可以利用呢？如李克强副总理指出的，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就主要靠“吃制度改革和法制民主建设的红利”了。

中国股市和金融市场之所以一再萎缩，金融服务业不怎么发展，关键还是制度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根本性的改革，中国金融服务业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股市也不可能有真正长期稳定的繁荣。大家都在期盼着，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稳妥渐进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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