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之家讯：大约50年前，也就是1961年，法国著名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抱怨道:“欧洲正在到处泄真气。过去，是我们欧洲创造历史，现在我们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当然，萨特过于悲观了。在这之后的半世纪，欧洲取得了很多重大成就，包括欧盟的出现、德国的统一、东欧民主进程、国家的健康服务以及关于人权的一些立法等。同时，欧洲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在二战中毁坏的工业基地和公共设施。

萨特的抱怨是有根据的。在二战前的一个世纪，大量的世界历史发生在欧洲，这导致了世界其它地区对欧洲的崇拜和恐惧。但是整体情形在20世纪的后半叶发生了变化。1950年代初，作为一个从印度去剑桥留学的学生，我问有没有一些课程是关于亚洲、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经济历史的？我得到的答案是：的确有类似的教学内容，不过是在“欧洲的扩张”相关章节中。现在看来，这种对非欧洲地区的看法已经过时了，因为强大的欧洲帝国已经结束，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平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在世界区域职能不断转变的今天，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哀伤的事，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多次。震惊世人的并不是历史性的世界各区域力量的平衡，而是欧洲在上个十年掉进了泥潭。现在人们在关注，欧洲如何从金融无序、经济困难和政治混乱中解放自己。对于今天的欧洲来说，现在做什么是一个重要话题，同时，什么不应该做也同样非常重要。欧洲过去所犯的错误将会决定现在去做什么，同时世界其它地区也需要学习这些教训来避免类似的不利。

那欧洲近些年哪些方面存在错误呢？我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欧洲一体化的挑战、民主的条件和行之有效的欧洲政策的需求。

一体化的次序错了

欧洲一体化是一个古老的梦想，当然也不至于老得像古文物一样。很大程度来源于基督教广泛传播的推动，欧洲经历过连续的文化融合和政治融合的浪潮。在1464年前，波西米亚的乔治国王就不断讨论过泛欧洲的统一体，他在后来的世纪有着众多的追随者。甚至在18世纪前，乔治·华盛顿在给法国将军和贵族Marquis de La Fayette的信件中也提到，“美利坚合众国是多州合一，总有一天，一个统一的欧洲也会出现的。”

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强化了欧洲统一体的需求，正如英国诗人奥登在1939年写道：“在黑暗的噩梦中，所有欧洲的狗都在叫，所有民族都在等待，每个人都在克服自己的厌恶。”

后来的事件证明了诗人的担心。对于战争的恐慌再一次笼罩在绝大部分欧洲人心头。发生的稍微好点的事情是欧洲的统一体开始在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不是金融和通货领域。

人们希望通过欧洲政治统一体来减少内部的自我摧毁，正如1941年的《文托泰内宣言》和1943年的《米兰声明》。他们对于经济融合和金融的联盟并不排斥，只是不会最优先考虑银行和货币。这时，和平与善意在逐步融入政治。然而，此后现实的发展是政治融合却落后于金融融合，这一奇怪的次序跟欧洲现在的经济危机是有联系的。

有一点需要特别在这里指出，尤其是这点还经常被忽视。在没有更紧密的政治融合和财政联合体的情况下，欧洲实现通货的融合和货币的统一体。这带来了欧洲各国人们间的敌对反感情绪。在坐拥不同财富的欧洲国家间，愤怒和挫败感以多样形式制造着紧张气氛。同时，这也给那些欧洲希望抛弃的极端政治添加了燃料。

鉴于欧元区关于汇率调整和货币政策严格且不灵活的政策，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所面临的收支平衡和其它经济困难也是非常正常的结果。此后的危机和救援涉及到大量削弱这些国家内部的公共服务，这让人民极为不满。一些词汇开始被制造出来，从“懒惰的希腊人”到“专制的德国人”。

一些欧洲人用西德为东德的牺牲作类比，这其实是不正确的。一部分原因是促使德国人牺牲的民族情结在不同欧洲国家间并不存在，另外当时的牺牲主要是更加富有的西德做出的，而现在的牺牲却是要备受折磨的相对贫穷的希腊、西班牙等国家做出。

失败经济政策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失业率、真实收入和贫穷的各种数据了。这些经济领域的近事也威胁了全体上的欧洲一体化。那些关于“欧洲统一通货作为欧洲一体化第一步”的提议事实上已经对整体一体化大局起到反作用。尽管没有重回1939年的危险，但是就好像奥登诗里的各种犬吠一样，这些行为已经影响了欧洲的整体与谐和统一。

他们忘了民主

欧洲一体化的提倡者们希望创造一个统一、民主的欧洲。他们从二战中得到了许多难以忘怀的经验教训，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民主的重要性，即给予每个人选举权的同时，让人们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议会的正常选举有着深刻的民主意识的话，那么重大决策前必需的公共讨论的重要性就不会如此被强调了。沃尔特·白芝浩定义民主是通过讨论的管理（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约翰·穆勒的政治分析），那些有远见的领导在寻求欧洲统一体的过程中从未对此摇摆过。

欧洲的金融和经济领袖采取的政策如果不是破坏性的错误的话，也有着其不合时宜之处。在没公开听证和询问涉及国家民众意见的前提下，大幅度地削减社会公共服务，削减福利。当然，这些金融机构的措施对经济复苏是有帮助的，但却是违背民主精神的，整个过程缺少提出观点、提出对观点的异议，再不断讨论的过程。

如果说民主是自1940年代以来欧洲强承诺之一，那么对于社会安全感和避免社会剥夺就是另外一方面了。如果野蛮地破坏欧洲社会正义体质的基础是不可避免，那么也应该去劝导和说服涉及的民众，而不是用命令的方式去做这些决定。欧洲在政策制定中对于公众的蔑视不能够再明显了。

除了民主的合理性外，这也涉及到政治现实操作的一个话题，政治本应是“可能性的艺术”。人们的声音现在是被忽略了，但是他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周期性的选举中被忽略。那些在此次政策制定中被剥夺了说话权利的人们不可能一直不吭声，那些采取了金融巨头意见的失职政府将会在此后的选举中危机重重甚至被替代。选举的代表并不能够真实代表人们的意见，也会导致没有更好的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出台。

公共理性不光对民主至关重要，也是公众认知论的重要组成，后者需要大量的多样化的视角。有效互动的公共理性能够带来不同的需求和保护，也能够在社会的各种需求间有着比较严谨的优先级排序。这涉及到许多政治研究者所提及的一个“给予和所得”的过程，从18世纪的亚当·斯密和孔多塞到现在的弗兰克·奈特到詹姆斯·布坎南。

勒腰带不如去觅食

欧洲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两个话题，一是欧元的生命力；二是节俭的政策。在第一个问题上，大多数人的关注点是在欧元的短期生存上。许多替代性的营救方案正被考虑着，比如来自经济情形较好国家的新救援计划、有保证的欧债的浮动性或者由德国购买希腊、西班牙等其它国家的高利息国债。这里的许多方案的确是值得考虑并且证明是有效的，但是这些所有的方案并没有考虑或者想着去处理欧元的灵活性问题，当具有较低生产率的国家（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外贸上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时。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会发现在固定的汇率下，他们能够销售给国外的产品越来越少。

在汇率调整机制缺席下，已经落后的国家的竞争力能够通过工资削减或其它方式来提升，但是这会大幅地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产生额外的痛苦和可以理解的反抗。这也可能导致政治上对于移民的对抗，比如从希腊移民到德国。一个统一的通货是在一个政治统一的国家得以实现，比如美利坚合众国，不太可能在一个政治上并不统一的欧洲联盟中得以实现。欧元长期生命力的问题迟早需要被处理，即使现在的营救方案阻止了当下的欧元短期问题。

大幅度的削减公共支出的节俭有效吗？我们很难说节俭是解决欧洲经济不适的良药，甚至也不是解决公共赤字好的方式。欧洲金融领袖强加的政策已经对增长起了反作用。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的下滑，整体GDP是下降而非增长。在报道提到欧元区在2012年第一季度的增长是零增长时，外界以为这是“好消息”。事实上，如果不计算德国，欧元区的其它国家仍然是坏消息。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经济仍然在最近的几个月下滑。整体希腊的经济比2008年少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产量。尽管各个经济体和人们在受苦，但是赤字却非常顽强。经济增长减速，公共收入也会减少，这也会直接影响国家削减赤字的能力。

历史告诉我们：快速的经济增长才是最有效的削减财政赤字和对抗经济衰退的良药。二战后的大量赤字是靠战后的快速经济增长来消退的。比尔·克林顿的八年任期也发生了类似的故事，克林顿以大量的财政赤字开始其总统之路，但离任时赤字却基本上没有了。广受外界好评的瑞典在1994-1998年削减财政赤字也是借助于快速的GDP增长。但是，今天欧洲国家的情形却完全不一样，他们被要求在严格的节俭计划下去减少赤字，而这只会导致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从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我们也不难看出这种经济政策的负面效应。凯恩斯的确说过：当经济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低生产率和失业时，减少公众支出会减慢经济增长速度，会提高失业率。凯恩斯的这点说得足够清晰明白了，他同时也用了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来描绘经济个体间的相互活动，强调一些人的花费是另外一些人的收入。我当然支持凯恩斯的观点和克鲁格曼对该观点的发展延伸，质问欧洲大幅度节俭计划政策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是我们不妨问问，公共支出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增加经济的需求，公共服务会导致更大的经济和政策利益。

这里的中心问题是关于社会正义。公共服务重视的是能够提供什么给民众，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这是欧洲这么多年来一直争取的。野蛮地削减这些公共服务其实是削弱了欧洲自二战以来的社会承诺，削弱了欧洲国家在福利国家和全国性医疗体系上的努力，这些努力给世界上其它国家（从东亚到拉丁美洲）树立了公共责任的榜样。

当然，凯恩斯也并不适合作为解决欧洲经济危机的向导。凯恩斯有说过，让劳动力去挖洞然后再把洞埋上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能够产生对抗衰退的有效需求。从目前来看，该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凯恩斯很少提到社会责任等事宜，公共支出到底用来做什么？显然不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加强市场需求。凯恩斯也不关注经济的不公平，他对贫穷和剥夺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对于欧洲当下经济金融政策的质疑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凯恩斯一些观点的质疑。这些质疑并没有否定减少支出的重要性、合理的时间进程表、政府债务的负担等。如果我们从社会正义以及欧洲的团结来看，这些政策将会带来很大的灾难。反对削减公共支出的声音很难被忽视。这不仅是社会正义的承诺，也是银行家和金融领袖很难摒弃的方面。所以，在达成政策前，一定要进行严谨的审查，哪些是一个国家能够支付的？哪些又是不能承受的？要考虑到包括不同年龄层人员等各个相关方面。

事实上，可行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如何去打造一个运转健康的政府并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给民众？亚当·斯密提到：需要有两项独立的目标：一是提供或者鼓励民众自我提供更多的收入和物质；第二点则是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后者跟前者一样重要。

近来，欧洲进行必要经济改革的原因和节俭政策被混为了一团。事实上，很多应该改革的项目被延迟，而非得到了改造。原因是对于坏的政府管理程序和基本公共支出的混淆。

众所周知，欧洲对整个世界都很重要。但是首先得正确地理解欧洲现在面临的问题。如果失败，影响会远远超过欧洲自己的边界。中国公司在欧债危机中会受到一定冲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欧洲有大量投资，更主要是欧债危机的蔓延效应，欧债危机是全球的危机，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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